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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INFORMATION书画判定浅说文/黄涌泉判定书画,其内容包罗辨真伪、明是非、评价值三个方面。辨真伪,即判定作品的“真”和“假”;明是非,是对无款或误定乱题的书画举行断代、断人;评价值,就是全面鉴考一件书画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以便检选定级,划分保管。辨真伪、明是非、评价值,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其中,关键问题是辨真伪。由于历代书画多数伶仃流传,缺乏同存的工具可以参证;判定书画不仅要断代,而且要断人。历代书画家为数不少,每个书画家早、中、晚差别时期有差别风貌,纵然是同一时期,绢本与纸本,经心之作与应酬之作,模古之作与自己之作,也往往有所差别;再加上书画作伪的历史久、地域广、名堂多,大量伪品混杂在真迹之中。
因此,必须下苦功,眼勤、手勤、脑勤,多学、多问、多记,才气逐步掌握判定书画的客观纪律。书画作伪简述有比力才气判别。要知道真,必须知道假。伪造书画,历史甚早。
据纪录,东晋时代的张翼,就摹仿过王羲之的书法。六朝时代,已有专门人员卖力判定书画。宋代开始,书画作伪流为民风,到了明清,愈见盛行,有所谓“后门造”“臣字款”(以上北京地域伪造品)、“苏片”“山塘片”“钦家款”(以上苏州地域伪造品)、“绍片”(绍兴地域伪造品)、“扬州造”、“上海造”、“广东造”以及“詹货”(明朝浙江詹仲和及其子孙的伪造品)、“长沙货”、“开封货”等名称。
历代伪造书画,名堂许多,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洗面革心。作伪者使用旧书画,接纳挖割、揩洗、添款、移款等恶劣手段,变无款为有款,近代改古代,小名家改台甫家。曾看到一幅属于清朝初期靠近扬州王汉藻艺术气势派头的山水楼阁图,被人洗掉名款,添上刘松年的名字,冒充南宋画。
还看到一幅绢本设色山水,经由裁割、添款,伪造成清初画家郑旼的作品。通常名款被洗掉、挖掉或从别处移过来的,纸绢上总有些痕迹可寻。
书画一经裁割,势必影响通幅结构的完整性,只要具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也是不难判别的,特别是后添款的字迹,墨色往往浮在纸绢上面,容易看得出来。(二)真伪混杂。有的把题跋与绘画割裂开来,重新补配,装裱成卷,这样就酿成真画假跋、假画真跋两件工具了。
也有所谓“雨夹雪”的措施,从一部册页或一堂屏条中,用伪品抽换一些,真真假假,借此来欺世牟利。更有在没有题款的肖像画上,无中生有,瞎造一个画家的名字,题在上面,就是为某某(如曹雪芹)画的像,还拼凑一些别人的题跋附在一起。凡此种种,我们都要仔细视察,去伪存真,还其原来面目;否则,判定失误,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坏的影响。
(三)模拟伪造。同时代模拟的,如明代沈周(启南)、清代王翚(石谷)和近代齐白石等,本人在世时就有模拟品,传到后世,判别不易。近代绍兴有人使用赵之谦用剩的旧信䇳,专门伪造赵之谦信札,很容易疑惑人。
相对来说,后人仿昔人,因为时代气势派头纷歧样,判别比力容易些。我们事情中遇到的大量伪品,纸绢用染色、烟熏等措施做旧,艺术水平较低。有的甚至连真迹也没有瞥见过,就瞎写乱画,例如1949年前《中华名画》印出的所谓北宋米芾《白鹅换书图》,上面有苏东坡、唐伯虎、王石谷、恽南田等人题字,凭空杜撰,毫无凭据,笔墨恶俗不堪,这可算是伪品中的劣品。仿古伪作,水平高下悬殊,1949年前《金石书画》影印的那幅南宋梁楷《睡猿图》,似乎气息很旧,实为近代张大千伪造。
这里需要指出的,早期摹仿本,如宋人摹顾恺之的《洛神图》《列女图》等,虽非真迹,仍有它重要的历史、艺术研究价值。(四)钩描填墨。作伪者把纸张笼罩在古代法帖或著名书法家的字轴、对联上面,用细笔双钩描下来,然后在空心字中填上浓墨。
这类伪品,初看很像,仔细视察,就会发现笔锋板涩,墨色没有浓淡,整幅气韵滞钝,有的由于作伪者一时粗心,浓墨没有填满,还会露出细笔双钩的破绽来。曾见清初吴山涛山水轴,作伪伎俩比力高明,题款即用此法。我们在明末倪元璐、清初王铎等书法中偶然也会遇到这类伪品。
另有毫无凭据的钩描。曾见明代海瑞草书轴,胡钩乱填,恶俗之至,就是这类货色。
钩描填墨是我国一种很古老的复制书法的方法,古代叫作“响拓”。流传下来唐摹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王羲之世代家信《万岁通天帖》等钩描填墨的水平很高,这是“下真迹一等”的极为珍贵的文物,不能与伪品混为一谈。(五)揭二层。把近代书画在夹贡纸上的笔酣墨饱的作品,揭开来分为上层、下层两张,使用下层纸笔墨渗透痕迹做假,参照上层纸原迹,添笔补色,再加盖图章,冒充真迹。
这类伪品,纸面起浮毛,笔墨色彩也异样,落笔处墨色重,行笔处墨色轻,星星点点,浓淡悬殊,总不太自然。另有些作伪者,使用稀绢本书画后面的托纸(即“命纸”),经由加工,以冒充真。
(六)代笔。也叫作“捉刀”。历史上君臣、父子、伉俪、师徒、朋侪之间代笔的事例屡见不鲜。
多数情况是出于著名书画家本人因为请求的太多,应接不暇,只好请别人“捉刀”。例如明代董其昌叫赵左、珂雪、赵泂、吴振、吴翘、叶有年、沈士充等人代笔;清代金农叫项均、罗聘、陈彭等人代笔;赵之谦请王庭训代笔,等等。严格讲,代笔经由本人同意,不能算作伪品。
同时,代笔的作品中也有本人添过画笔或自题名款的,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例如《文物》1981年第8期先容的金农《梅花图册》,我认为是罗聘的代笔,每幅题字则出于金农之手。这件作品画假字真,梅花虽属代笔,但有艺术水平,不能与伪品相提并论。上述六种类型中,最容易遇到的是第一种“洗面革心”和第三种“模拟伪造”。
此外,另有使用近代印刷字画,漂去油渍,添笔加色,冒充真迹的。更有似假非假,定真非真的,例如清代费丹旭的学生蒋升旭,字画迫近他的老师,落款“升旭”两字给人以“丹旭”的错觉,有人就误定为费丹旭的作品。
在判定实践中还可以遇到不少五花八门的问题,这里就不再一一枚举了。种种类型的伪作,是很好的反面课本。
相识它,熟悉它,可以资助我们提高分辨能力,进一步做好书画判定事情。怎样判定书画判定书画,主要把好两道关:一是时代气势派头关,二是小我私家气势派头关。辨认时代气势派头是断代,辨认小我私家气势派头是断人,通常有作者署名的真迹,必须通过这两关。而辨认时代气势派头是总关。
在浙江遇到不少所谓明朝唐伯虎、文徵明、仇十洲、徐文长的作品,时代气势派头只能到清朝,其伪不言自明。另有一些所谓岳飞的字迹,草书居多,也有行书和楷书,只管其中有一些书法水平还不错,可是写得好不即是作品真,时代气势派头都不到南宋,统统是伪品。就我所知,可信的岳飞字迹,仅见于《凤墅帖》,他的书法是学苏东坡的,肉丰骨劲,外柔内刚,凝重中见风姿。传世伪品,与岳飞的书风绝不相干,纯粹是凭空瞎造。
第一关通不外的工具,就不必再把第二关了,因为绝没有时代气势派头不符而小我私家气势派头相符的真迹。书画伪品中,时代气势派头关通不外的占绝大多数,一般来说,这类伪品作伪伎俩比力低,容易判别。
有没有第一关通过而第二关通不外的作品呢?有,数量也不少。这类伪品,情况比力庞大,要详细分析种种可能:代笔;同时代人伪造;骨董商把同时代的小名头书画家作品,裁割添款,冒充台甫头书画家的作品;被后人错误命名……判定这类作品,难度比力大,要重复审看,认真研究,仔细推敲。曾见彩色影印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卷,时代气势派头相符,而且画卷上唐伯虎所题七绝诗两首,书法也是真的,第一关通得过,可是绘画的小我私家气势派头有问题。
卷中所画人物,形象较为刻板,衣纹线条显得单薄,设色鲜艳有余,冷静不足,带有俗气。我认为这一卷应是出于明朝中期一位职业画师之手,唐伯虎在画上题了诗。这是一卷残缺不全的摹仿本,可能原有原画家署名,被作伪者有意割去,冒充唐伯虎画;也有可能流传历程中受损残缺,被后人误定为唐伯虎的作品。
这卷画,时代是够五百年,画得很认真,有一定艺术水平,虽非唐伯虎真迹,也算是一件难过的古画了。下面再进一步划分谈一谈时代气势派头和小我私家气势派头的问题。我国书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在变化着、生长着,它具有奇特的民族气势派头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就书法来说,商代甲骨文、周代金文、秦代小篆、汉代隶书,书体各不相同,时代气势派头一望而知。唐代以来,书体齐备,纵然同一书体,时代气息也各不相同。绘画方面,最先成熟的是人物画,山水、花鸟画要到五代才开始成熟起来。
在题材内容上,五代以前,人物画为主;元代以后,山水画为主;宋代是山水、人物画并盛时期。在体现技巧上,五代以前,色彩为主;元代以后,水墨为主;宋代是色彩、水墨交辉时期。书画艺术的时代气势派头属于上层修建,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它与其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时代气势派头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它在艺坛上具有支配气力,任何书画家都要受到它的影响和制约。举例来说,汉朝著名书法家陈遵,决不能写出楷书来,为什么?原理很简朴,因为楷书要到唐朝颜真卿、柳公权时代才完全挣脱隶意,真正确立。中国绘画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晋顾恺之,是六朝三大画家之一,可是从他的《女史箴图》卷、《洛神赋图》卷(都是早期摹本)来看,人物画得不错,山水却很幼稚,画树像“伸臂布指”,画水则“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比例也不恰当。
这并不奇怪,因为东晋顾恺之时代,山水画还没有成熟。再如唐朝晚期孙位《竹林七贤图》残卷(旧题《高逸图》卷),是现存海内的浙江古代著名画家中最早一件珍品,人物描绘得很是生动,树石却并不高明,同样也是这个原理。时代气势派头的支配气力和制约作用,为我们判定书画缔造了有利条件。
只要我们把好时代气势派头关,大量伪品就在这道关口下露出了原形。凭据实践履历,时代气势派头既按朝代又不按朝代。
唐以前传世作品绝少,且不谈它。宋以后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段落:宋、元、明前期、明中期、明晚期、明末清初(崇祯至顺治年间)、康熙年间到乾隆年头、乾隆年头到嘉庆年间、道光年间、咸丰年间、同治年间到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后到1949年、1949年至今。时代气势派头由各个时代书画家的小我私家气势派头汇总而成。时代气势派头与小我私家气势派头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没有个性也就没有共性,两者有着不行支解的联系。
小我私家气势派头不能脱离时代气势派头,同时也必须看到良好书画家在历史上的能行动用。明朝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山水画至大、小李(唐朝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一变也,荆、关、董、巨(五代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北宋两位画家)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南宋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元朝黄公望、王蒙)又一变也。”这里,既说明晰山水画从唐代到元代频频重大变化,也指出了巨细李、荆、关等14位画家在画风转变历程中所作出的缔造性孝敬。学习判定书画,首先要辨认各个时代书画家的小我私家气势派头,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个体到一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认识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气势派头。
书画家由于所处的历史情况、阶级职位、质量情操、生活履历、师承渊源、审雅观点、创作实践等各不相同,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貌。我国书画艺术很是讲求骨法用笔,辨认小我私家气势派头,笔法至关重要。每位书画家执笔运腕,落笔轻重缓急,用笔中锋、偏锋、圆转、方折等,笔法各有特色。
例如宋代四大书法家,根据其时米芾的说法,蔡襄勒字(用涩笔写),苏轼画字(用笔重按),黄庭坚描字(用笔轻提慢写),他本人是刷字(用笔快速书写)。勒、画、描、刷,说出了宋四家的笔法特点。
在现实生活中,签名盖章作为凭信的一种手段,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判定一件书画,辨认签名比印章更为重要。不少伪品,就在签名的笔法和书法艺术水平上过不了关。
同时,还要注意书画家的签名习性,例如:元朝赵孟頫字子昂,他在书札上往往署名“孟頫”,绘画上常写“子昂”。元朝的黄公望号大痴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他们晚年常署别号,不写姓名。明朝文徵明早期署款“文壁”,厥后才改为“文徵明”。董其昌字玄宰,晚年往往书法上署名“其昌”,绘画上常写玄宰。
明末清初蓝瑛早期署款有时写“钱塘蓝瑛”,晚年则很少写出籍贯。近代吴昌硕早年署款“吴俊”,黄宾虹早期署名“滨虹”,潘天寿早期署名“天授”,等等。
看一件书画,通常违反本人签名习性的,就得思量是否有伪造的可能性。审验签名,有时甚至可以作为判断真伪的主要依据。例如北宋书画家米芾的“芾”,下面是“巿”不是“市”,通常写成“市”的都是伪品。曾见清初肖像画家禹之鼎人物轴,自署“金陵禹之鼎”。
其实禹之鼎是广陵(江苏扬州)人,不是金陵(江苏南京)人,一字之差,真伪立判。固然,我们不能单凭签名来断真伪。例如前面提到的罗聘代笔金农自题的《梅花册》,不能因为签名真而就认为梅花也是金农所画。无款《临韩熙载夜宴图》卷,就是因为上面有唐伯虎亲笔题诗署款,而造成判定失误。
书画家在恒久艺术实践中所形成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例如:清代书法家刘墉喜用浓墨,王文治喜用淡墨,因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称。近代吴昌硕写石鼓文喜用焦墨,黄宾虹作画则常用宿墨。五代山水画家董源、巨然用披麻皴,南宋马远、夏珪用斧劈皴,元代倪瓒用折带皴。
明代仇英画人物眼睛很小,清代高其佩用手指头画钟馗往往不画眉毛。明代徐渭善画大写意花卉,落笔如风,绝少用色;恽寿平以没骨法为花卉传神,风姿绰约,则以色彩见长……可以说,历代书画家都有自己的面目,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只要多看多记,就能逐步辨认出他们的气势派头特征。
▲南宋 水墨《十六罗汉图》卷(局部) 佚名 西泠印社藏至于印章(包罗书画家印章和鉴赏家、收藏家印章)、题跋、纸绢、装潢、著录等,有时也起到辅证作用,而在特定条件下,对断代、断人,还能起到决议作用。不外,总的来说,这些辅助依据究竟还是次要的。已往有些人把印章、著录等看成是辨真伪的主要依据,这是反客为主,容易失误,有时甚至起反作用。例如,1979年浙江省举行古代绘画联展,我们向杭州借展一件所谓明朝张瀚的《十六罗汉图》卷。
卷上有张瀚图章,卷后有清康熙年间杭州翁嵩年题跋,定为明朝张瀚所作。其实,卷中罗汉、树石的画法,靠近南宋梁楷、牧溪一路;龙、虎的造型和笔法,与日本生存的牧溪《龙》《虎》二图基本一致,这卷画应是南宋晚期的作品。张瀚是明朝嘉靖年间杭州人,官至吏部尚书,史传上说他画山水绝似元朝吴仲圭。
无论时代、题材和技法,都与《十六罗汉图》卷对不起头来。画卷上张瀚图章当是收藏印,翁嵩年判定不确。我们把明画改定为宋画,公然展出,获得了学术界认可,主要就是依据时代气势派头和小我私家气势派头。
1949年以来,浙江发现宋画不外几件,这卷宋画,我们如果迷信印章和前人题跋,势必沿袭旧误,仍把它当成明画,给事情带来损失。总之,判定书画主要把好时代气势派头和小我私家气势派头关,这是经由重复实践,从不停总结履历教训中得出来的结论。“鉴”与“考”的作用判定一件书画,可以用“鉴”和“考”两种方法。
“鉴”就是比力,“考”就是考证。要比力就得看实物,多观光展览;如限于条件,可多看看影印本。要有目的性去举行比力,真迹与真迹比,同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同;真迹与伪品比,差别时代作品之间相互比,比其异。
通过重复比力,逐步认出时代、小我私家的气势派头特征。许多著名书画判定家都在“鉴”字上用过苦功,口传心授,留下不少好的履历。有些履历比力详细,容易捉摸。例如:书法大轴元朝很少,明朝才开始盛行;团扇只见于宋元,到清晚期突然又盛行起来;折扇开始于明成化、嘉靖年间,明末清初盛行泥金折扇;装裱的对联泛起于明末清初;明晚期题款中泛起“仿某家”字样;明末清初书画上款位往往写“盟兄”“老社长”“暮年翁”,清乾隆以后才泛起“仁兄大人”一类的称谓,等等。
这些详细履历,一听就懂,一用就灵。有些所谓宋朝岳飞、朱熹的对联,明朝早期王绂的书画折扇,不看实物,便知其伪,就是靠的这种详细履历。另有些履历,如“宋人用笔重,明人用笔轻”,元人“变实为虚”,“明代枯硬,清多柔靡”,等等。
这些并非专指某一位详细书画家,而是前人从大量实物比力中归纳综合提炼出来的心得体会。初学书画判定的同志,对一些听了就懂的详细履历容易接受,对于归纳综合性履历则感应难以捉摸,这是可以明白的。凭据我的体会,判定一件书画,归纳综合性履历比详细履历更为重要。
特别在浙江,遇到的大量是三百年以来的书画,书法上受董其昌影响的作品为数不少,绘画上“家家一峰,人人大痴”“南沿石谷,北仿麓台”的作品更是大量存在。你要分辨出这是乾隆以前的,那是乾隆以后的,详细履历收效甚微,主要靠归纳综合性履历。例如明末清初人写出来的字往往气势磅礴,清朝前期的书法,受馆阁体影响,就显得格式拘谨;明末清初武林画派格调苍劲雄健,清朝道光年间的绘画风貌清逸隽秀,味道是不大相同的。
老太太看越剧,听得多了,能够分辨出这位唱得好,味道厚;那位唱得差,味道薄,甚至还能辨出种种唱腔的门户。书画和戏曲都不能吃,但确是各有种种的味道,这些味道并不抽象,而是从多看多比力中得出来的,学习判定书画并无捷径可走,我们要在“鉴”字上狠下功夫,经由重复比力,头脑里自然而然就有了时代气势派头和小我私家气势派头的“样板”,有了“样板”,就能判别。除了“鉴”以外,有时为了辨真伪,还得借助于书画祖传记、书画著录、有关诗文、历史知识、衣冠制度等作须要的考证。
我曾先后见过两本一模一样的明朝徐渭写的《金刚经册》,署款:“万历二年岁在癸酉夏六月六日门生文长徐渭奉母命沐手敬书。”稍加考证,毛病百出。万历二年干支是“甲戌”,不是“癸酉”;徐渭十四岁时明日母卒,四十八岁时生母卒,万历二年徐渭已五十二岁,明日母、生母早已去世,岂有再“奉母命沐手敬书”的原理。
固然,也有可能徐渭遵照明日母或生母在世时嘱咐而写,但凭据时代气势派头、小我私家气势派头以及印章、纸质等来判断,这两本字册肯定是伪品,或即是绍兴当地区的赝品——“绍片”。又见清朝初年著名画家萧云从山水册,自题作于康熙戊午,而萧云从死于清朝康熙十二年,戊午是康熙十七年,绝不行能死后五年再爬起来作画。书画家的生卒年月,对于判定书画真伪很是有用,但要注意:一是史传的可靠性。
就浙江历代著名画家而论,王冕、陈洪绶、金农、钱杜、费丹旭、任熊、任颐等,或生年,或卒年,不少史书纪录有错误。二要思量书画家本人有写错干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伶仃地认为干支写错,书画必伪,要善于用联系的看法,多方面举行审查,有了掌握,再下结论。
看一件书画,“鉴”与“考”不能截然离开,鉴中有考,考中有鉴,一般情况下以鉴为主。试以元朝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为例,这卷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件煊赫名迹,传世有真、假两卷。清朝初年,真卷宜兴吴家裁割成两段。
清朝弘历(乾隆)先获得一卷是假的,他“鉴”的眼光很差,竟以假为真,视为珍宝。不久,真的那一卷后面一段也进入内府,却被弘历打入了冷宫。
直到辛亥革命后,经由大家判定,二百多年冤狱才算昭雪。假卷和真卷后面一段今在台湾,前面一段于1956年由浙江省文物治理委员会向吴湖帆先生征集,今藏浙江省博物馆。
原来,近几十年来这两卷真伪已有定论,谁知前几年,住在九龙的一位徐复观教授突然一连揭晓了《中国画史上最大的疑案》等四篇文章,硬说乾隆没有看错,是近代几位书画判定家错了,徐复观甚至把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前面一段说成是“伪中之伪”。他在文章中还谈到判定书画问题,认为讲时代气势派头和小我私家气势派头,使人有“无从下手之感”,公然声称:“我是要把考证的方法,导之入书画鉴赏之中,重新奠基这一方面的学术的基础。”我仔细阅读了徐复观洋洋数万言的文章,他在考证方面确是下了不少功夫。
惋惜“考”有余,“鉴”不足,把真、假两卷黄公望题款的书法艺术水平看颠倒了。假的那卷明显是“软弱无力”,他却看成“流动有力”;真的那卷明显是“冷静厚朴”,他却看成是“生手笔滞”。我认为,如果在“鉴”的方面分析不清什么是“厚朴”,什么是“笔滞”,辨真伪就缺乏基础,无从谈起,纵然花了许多的考证功夫,也是徒劳的。
对于少数书画的真伪问题,看法上有分歧,发生争论,这是正常的。谁说得有原理,就听谁,我决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这里只是借此说明,看一件书画,鉴、考并用,应以鉴为主,这是判定书画事情者毕生精神用功所在。代笔、有凭据的摹本和大量的艺术水平差的伪品,主要靠“鉴”去辨真伪,如果轻视“目验”——“鉴”,片面强调考证,并把它作为判定书画的学术基础,不仅理论上主次颠倒,实践上也会贻误判断的。
注意的几个问题新中国建立三十多年来,我省的书画判定、征集事情取得了可喜的结果,但也有不少履历教训,现就几个主要方面,提出来供同志们参考。(一)防止只看台甫头,片面重视艺术价值。我们是社会主义文物事情者,不是玩赏骨董的文人士医生,因此,既要重视全国性著名书画家的真迹,也要重视地方性书画家和民间艺术家的作品。
二十多年前,浙江省发现一幅明朝周世隆画的《太平抗倭图》大幅,真实地描绘了明朝嘉靖年间太平(即今浙江省温岭县)人民英勇抗击倭寇的生动局面。周世隆是一位民间画家,仅见于地方志纪录,由于艺术水平稍差,此图一度被弃置于杂物之中,等到《文物》杂志先容后,才引起重视,现在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我认为就其题材和内容来说,此图历史价值大大凌驾艺术价值,特别在中国古代绘画中体现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为数少少的情况下,尤其显得珍贵。诸如《太平抗倭图》这样的珍品,以后浙江可能还会发现,希望大家引起重视。(二)防止厚古薄今,越古越好。
这也是旧社会玩赏骨董遗留下来的影响。有些人对乾隆以后的书画不大重视,甚至对任伯年、吴昌硕的作品也不屑一顾,这是很是有害的,对学术研究和继续发扬艺术传统都倒霉。
第一,研究近代书画史还刚刚在开始,如果现在不实时征集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作品,以后研究近代书画史、编写地方史势必缺乏实物资料。第二,从书画生长来看,也并不是越古越好,清代邓石如写的篆书、赵之谦的隶书,艺术成就凌驾唐宋各家;近代吴昌硕书写石鼓文,雄浑朴茂,更是前无昔人。就绘画而论,最早只讲笔法,唐末五代逐渐重视墨法,到了近现代,又生长了水法。
因此,无论是研究书画史还是繁荣社会主义创作,都必须防止厚古薄今。我们搞判定,思路要宽些,眼光要远一点。已往文人士医生收藏字画只凭小我私家喜爱,我们不能这样做。
(三)要有意识地注意搜集有研究价值的伪品。判定、征集、保管事情中必须防止绝对化,认为真的一切都好,盲目崇敬;假的一切都坏,一文不值。今世著名书画判定家张珩曾经说过:“现在博物馆只有真迹展览,无法使人看到反面资料。
我建议各博物馆也有意识地去搜集些伪作,通常能说明问题的就有它的参考价值。以后还应举行伪作展览,将差别性质、路子的赝品摆出来供内部参考。如有人愿意对伪作多下些功夫,做些研究,也是有益的。
”我曾面聆过张珩同志的教诲,他讲得很有原理。可是二十多年来,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希望我们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实现张珩同志的遗愿。(四)要注意书画的保管和调养事情,这是与判定书画休戚相关的一个问题。
1971年至1975年,我到本省四个市县判定了十万余件字画,看到不少有价值的书画。其中,如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北宋黄庭坚《刘梦得竹枝词》卷、德清收藏的明朝曾鲸《胡尔糙像》轴、嵊县(今浙江省嵊州市)收藏的明朝陈子和《苏武牧羊图》轴等,都是很是难过的珍品,希望重点保管,妥善存放,不要随便接待观光。昔人说:“绢八百(年)、纸一千(年)。
”古代书画确是生存不易,经常展看,容易擦伤折裂,绢本尤其是如此,如需装裱,事先要周密思量,防止意外。例如我们有一幅清初花鸟画,请人装裱时由于用了没有蒸过的新木轴,效果蛀虫从木轴头内里爬出来,画面上咬了几个洞。
又如明朝慈溪画家张德辉一幅《墨龙》,装裱时边款“德辉”两字被裁掉。1949年以来,明朝中期墨龙发现仅此一件,一经装裱,变有款画为无款画,真是令人痛心。南宋米友仁画《潇湘白云图》,画卷下面“留余纸寸许不作笔墨,以防裁割”,八百多年前昔人预见如此,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事故。
(五)要认真贯彻国家文物政策法律,严格执行《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措施》。凡认为需要处置惩罚的书画,必须报请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不要随便销毁。
这方面有些市县做得很好。宁波的清初张远《饮中八仙图》册、湖州的清初金古良《无双谱》版画、桐乡的十余件明朝宗教画,就是在市县同志们严肃认真贯彻执行文物法律的情况下,实时抢救出来的。对少量古代书画的真伪问题,看法纷歧,屡见不鲜。
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不知争论了几多年。流传下来最早一件山水画隋朝展子虔《游春图》卷也有争论,这没关系,可以众说并存,留待以后子孙再研究。
另有些作品,限于现在研究条件,宁肯存疑生存,不行轻率处置惩罚。一小我私家的水平究竟有限,况且另有个时代水平问题。
判定书画虽然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而且积累了不少履历,但基本还停留在直观阶段,对各个时期的时代气势派头和书画家的小我私家气势派头,尚有待作进一步的科学剖析。我相信,在正确思想指导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益生长,判定书画这门学科必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原载《朵云》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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